万里退休后三条戒律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

本文刊发于2010年03月17日《环球人物》

万里长子回忆“父亲退休后有三条戒律”

万里一家。

1962年秋日的一个傍晚，北京东城区演乐胡同一个小四合院，万里的家中，聚齐了全家老小八口人。气氛显得颇为严肃，每个人都沉着脸，万里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还时不时发出抽泣声。

万里打破了沉寂。他看向儿子，说：“我是一名共产党员，我并不是不爱你。爱自己的孩子看怎么个爱法，是娇生惯养，把他放在暖房里头，还是让他到风雨中去锻炼，去吃苦？我还是决定送你到农业第一线去锻炼！”

这一年，万里18岁的长子万伯翱刚刚高中毕业，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、北京市第一副市长的万里，决定送他下乡锻炼，遭到全家人的反对。万里特别召开家庭会议，将全家老老小小召集起来，给他们做思想工作。

40年过去了，如今的万伯翱已年过六旬，回忆当时的情景，每一个细节他都记忆犹新。他说，父亲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，一个深层的原因，是他对农民、对农村有一种天然的感情。“父亲还认为，年轻一代必须要到风雨中和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。”

对农民有一种天然的情感

对万伯翱的采访，就是从这段回忆开始的。“父亲没有想到，这一次家庭会议，这一个决定，改变了我的一生。我当了10年知青。一生最珍贵的阶段，都是在农场度过的。”万伯翱说，一直到他长大后，才真正理解父亲万里的性格。“父亲以身作则，一心为公，而且对下一代言传身教。他一生常常说的就是‘农民是我们的父母，不能进了城就忘了娘’。”

“父亲1916年出生在山东东平、泰山脚下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。这里曾因《水浒传》名扬天下。当时，爷爷因为家里穷去当了兵，是阎锡山的部下，在临汾战役打日本时牺牲。父亲正在曲阜师范学校读书，突然有一天，有人通知他这个还没成年的孩子去收尸，父亲深受刺激。这些特殊的经历，也塑造了父亲坚强独立的性格。”万伯翱说。

万里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青年时代，他就以读书为掩护，组织学生运动，反抗日本侵略者，20岁出头就当上了地委书记，成为“冀鲁豫的三大才子之一”。万伯翱说，解放后，虽然父亲的官职越来越高，但他一生都忘不了自己是贫民的儿子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中国刚刚走出3年自然灾害，处于经济恢复期。国家号召大办农业，万里响应国家号召，将长子万伯翱送往河南省黄泛区农场劳动锻炼。万伯翱成为首都干部子弟下乡支援农村建设的第一人。当时的《中国青年报》在头版头条对此事进行了报道。

“父亲决定的事情，没有人能改变。奶奶最终也只能冲父亲喊一句：‘把你的皮大衣给他带上！别把他冻坏了！”万伯翱感慨，即便是这个要求，父亲也没答应。父亲笑着对老母亲说：“不能给。一毛钱也不要给他。你知道，就是要让他自力更生。不过，这个月的伙食费可以带着。”沉思片刻，他又说：“钱是不能给的。但是要看书和报，可以给。爸爸大力支持！”

万里又郑重地对万伯翱提出要求：“不要总想着回来，你要想逃跑是不行的，除非你逃到海外去，我管不着；否则你就算逃跑回到这个家的门口，我也不会让你进的！”

万伯翱见父亲把话说得这么绝，把路堵得这么死，也横下一条心，“死心塌地地听父亲安排，就这么去干给他看看！”临走时，从不题字的万里在厚厚的笔记本上，为儿子写了两行字：“一遇动摇，立即坚持。”万伯翱就这样背着父母亲在战争时代用过的行李卷、两本书，怀揣着第一个月的15元钱伙食费，上路了。

万伯翱说：“我走后弟妹来信说，奶奶和妈妈时常流泪，尤其是和我同年级又同居一室的二弟，常看着我睡过的空床位默默流泪不止。家人不知道我在那遥远艰苦的地方独自一人如何生活。”

自从万伯翱去了农场，从1962年到1966年，万里共给他写了十七八封信，是给5个子女中写信最多的。“父亲开始是担心我动摇，担心我当逃兵，因为那时的艰苦谁都知道。但后来他在信中更多的是关心当地农民的情况，每次写信必问农民的生产和生活。”

邓小平是父亲最尊敬的领导和战友

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，曾在《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》一书中写道：“1981年，我一到国务院就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书记处书记、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直接领导下工作，直到他1988年离开国务院去人大常委会任委员长。在长期的共同工作特别是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，我对万里同志有了较深刻的了解，也与万里同志结下深厚的友谊。”“万里同志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，如果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，那么，他就是高级工程师之一。”

谈起父亲和邓小平的情感，万伯翱告诉记者：“父亲从入党开始，便长期追随邓小平，成为邓的得力干将。父亲跟邓小平一起工作学到了很多东西：果断、坚定、看事物的敏锐眼光、处理事务的辩证方法等等；而邓小平之所以信任父亲，也因为危急时刻，父亲都能够扛得住，出色完成任务。”

1949年，万里随刘邓大军南下，迅速有效地给刘邓大军组织筹备了大量军需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万里一直跟着周恩来、邓小平搞经济建设。邓小平任政务院副总理，万里当第一任城建部长，1958年组织搞“首都十大建筑”；邓小平“三下三上”，有两次是万里与他风雨同舟同下同上的。

“文革”时，万里因为性格耿直，从不服软，和很多领导干部一样被打倒。“文革”后期，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工作，万里受命于危难之中，四届人大后出任铁道部部长。万里面对遭受“文革”严重破坏的铁路运输事业，在邓小平的亲自领导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。短短3个多月，所有站段的运输堵塞问题基本解决。万伯翱说：“我听铁道部领导讲，父亲在任时制定的方针‘安全正点、四通八达、多装快跑’一直没有过时，为以后铁道部的改革奠定了基础。”

然而，1976年，万里再度被打倒，那时“四人帮”正掀起“批邓、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高潮。刚刚理出头绪和稍有起色的国防、能源、交通、教育等又陷入一片茫然和混乱。“四人帮”控制着宣传舆论大权，指使新华社记者到一些所谓“右倾翻案风”严重的单位铁道部、教育部、科学院等部委“蹲点”，列席党组会议。这几处，正是邓小平重用的“改革派”所在的部委。在这些改革派中，最出名的是“四大金刚”。

万伯翱说：“‘四大金刚’排第一的是科学院的胡耀邦，然后是教育部的周荣鑫、国防科工委的张爱萍和铁道部的万里。‘四大金刚’本来是贬义词，但到了老百姓那里，就成了一种褒扬了。当时老百姓纷纷评价，邓小平的‘四大金刚’可真能干。”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万里被解放出来，1977年夏，被分配到湖北省工作。临行前，他去看望邓小平，向老首长辞行。邓小平这时处于半解放状态，可以自由行动，但尚未公开露面。他听万里说要去湖北，迟疑了一下说：“你不要着急走，再等一两天。”邓小平向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建议，安徽这个“老大难”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。于是，万里就转而去了安徽。

1991年12月，祖孙三代在中南海家中欢聚，共庆万里75岁寿辰。

“要吃米，找万里”

邓小平曾说，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，农村的改革又从安徽开始。而这一点，和万里紧密相连。1977年6月，万里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，开始主政安徽。他一头扎进基层，半年走了3000里路。万伯翱说：“父亲到了基层，对当地穷的程度大吃一惊，他看到农民没裤子穿，孩子都藏在地锅里取暖，临近年关，却为没有一两白面，吃不上饺子而发愁。父亲讲，《白毛女》里的杨白劳穷成那样，过年了也要给喜儿扎根红头绳，也要吃顿饺子呀！他马上命令农业部门开仓放粮，给每户农民5斤面过年。”

万里调研从来都是轻车简从，身边只有一两个工作人员，车一停，自己就下去走。公社干部照着稿子念，万里一把夺过稿子，不听他们讲形式主义那一套，自己直接到农民家里去看。3个月后，安徽省委出台了农村工作六条(草案)，简称“省委六条”。

许多农民特别是干部开始疑惑很大：六条说“以生产为中心”、“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”，那么，“阶级斗争”这个“纲”还要不要呢？不是“阶级斗争要天天讲、月月讲、年年讲”吗？反响最大、争议也最多的是关于联产计酬的问题。“省委六条”吸收有些地方群众的创造，允许生产队下分作业组，以组包产，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。广大农民认为“大锅饭”变小了，手脚也松了绑，对此特别高兴。而一些思想保守的领导干部和想多吃多占的基层干部则强烈反对。

万伯翱说：“要不是对农民感情深，父亲绝不会冒这个风险。1977年还在提倡‘农业学大寨’，父亲却想，现在是百年不遇的大旱饥荒，农民没饭吃，这个大寨学不起啊。他对‘农业学大寨’的会议淡然处之，对极‘左’的形式主义那一套深恶痛绝。”会议要求各省第一书记参加，但万里就是不去，叫下属去，万里还交代：“你去只带着耳朵，什么话也不要讲，回来也不要传达，回来就抗灾、救命。”

不久，全国各地对安徽的批评声此起彼伏，有人说：“干部不是挂羊头卖狗肉，不是嘴上说社会主义，实际干资本主义，不管什么积极性都去鼓励，都去提倡”。也有人告诉万里，一场大论战就要开始了，来势很凶，你可要小心点儿！“当时真的是谈‘包’色变，群众拿着报纸来找父亲，问他还坚不坚持包产到户。父亲坦然处之，只要群众吃饱饭，挨批斗就挨批斗吧。安徽被斗了两年多，斗得不可开交，最终是邓小平力排众议，才帮助父亲完成了改革。”万伯翱回忆，“当时父亲还跟母亲说，做好准备再次被打倒，乌纱帽不要了。可奇迹出现了，百年大旱之后第二年出现了丰收。小岗村农民利益和力量的结合，效果巨大。”

在万里的强力推进下，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，有民谣称“要吃米，找万里”。后来，这个曾经微不足道的小村庄成了中国农业改革开放的一个符号。现在被称为“农业改革开放第一村”。

1980年3月，中共中央调万里任国家农委主任，全面主持农村改革。随后，万里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、国务院常务副总理。

万伯翱感叹：“这真是戏剧性的变化。父亲认为在铁道部和安徽的经历，是他一生中两次最惊心动魄的斗争。他跟我说，老大，你不是喜欢写剧本吗，这就是一出好戏啊。”

不问事、不管事、不惹事

1993年3月31日，万里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，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在中央领导人中，万里算是较为长寿的。万里年近90岁时，读书、看报还不戴老花镜；走路很快，不用拐杖，也不用人搀扶；和别人谈话，思维敏捷，一语中的。

万伯翱说，父亲的养生秘诀是：三打、两看、一接见，即打桥牌、打网球、打高尔夫球，看文件、看报纸和接见客人。每个双休日，5个儿女再加上他们的孩子，都会聚集到中南海“含和堂”的四合院里，老老少少，欢聚一堂，叙说各自的所见所闻。此时，是万里最快乐的时候。

万伯翱回忆，父亲不止一次说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对我来说，不问事、不管事、不惹事，就是对当权责任领导的有力支持。”因此，万里给自己作了三条具体规定：不参加剪彩、奠基等公务活动；不再担任名誉职务；不写序言不题词。

1993年9月，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隆重开幕，大会组委会一如既往地给万里送去了主席台上的票和请柬，但他没有出席。万伯翱说：“后来电视上没有父亲的画面，还引来很多猜测，以为父亲身体不好等等。其实那天，他和一些朋友去北京平谷县农村了。”

此后不久，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三卷举行首发式，按说万里应该出席，但他又没有到场。1993年12月26日，首都举行隆重集会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，万里也没出席……“这些锦上添花的事，没有父亲也照常进行啊！也省得人家不好排座次。”

万伯翱介绍，父亲退休后生活很有规律，每天午饭后要睡上一觉，一般两点钟起床去参加体育活动。每周打三四次桥牌，两次网球，偶尔打一次高尔夫球。万里的桥牌水平比较高，牌友也多，老的少的都有。万里说，他下来之后，什么职务也不干了，唯独桥牌和网球协会名誉会长，他还愿意当。

万伯翱还记得，2002年春节，他陪父亲最后一次去了广东，有点太阳西下、英雄暮年的意味。万里说他要跟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人民告别一下，之后真的就没再去过广东。

“整个春节在广东父亲只专程看望了两个人，一个是习仲勋，当时习伯伯已经病得很严重了，过春节他早早穿好了红色的衣服，白色的衬衫，等着父亲，

他们激动地拥抱。父亲说他来看他的老伙计了，习仲勋纠正他，什么老伙计，是老战友！两人谈笑甚欢。另外一个就是专门在李长春同志的陪同下，去看望了另一位改革开放的大将任仲夷，他们也是老相识了。”

这次广东之行，万伯翱印象最深的是在深圳，他和弟妹及当地领导陪万里去莲花山。对着邓小平的高大青铜雕像，白发苍苍的万里手持鲜花在冷风中深深地三鞠躬。“我从未见父亲对什么人这么敬仰和深情怀念。”万伯翱说，在他看来，父亲并不希望自己当什么领袖人物，“他只是个杀出一条血路的实干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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